有两点应该是区分我们心理学家和其他人(包括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与众不同的地方。

其一是我们心理学的批判性思维习惯,也就是说,心理学不相信个人的智慧,更相信科学的方法,而科学方法的本质是证伪,即对我们的经验、常识和直觉,产生怀疑、挑战和批评。从原则上而言,心理学家不怕犯错误,但害怕以假乱真。心理学家也不相信那些能回答所有问题的绝对真理,但相信对所有问题应该有一个相对正确的答案。心理学家从不相信个案和例子,因为其随机性和主观性太过明显,但我们愿意相信大样本基础上的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希望听到动听的心理故事,但更愿意看到众多心理学观察的数据和总结。

其二是我们心理学的概率性思维习惯。我们和很多自然科学家思考方式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更容易相信,任何人类的行为都是概率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会受到其他随机事件的影响。

从内容上来说,现代心理学绝不仅仅是多个主题的简单统一体,人们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找整合这一学科的因素。

另一种对于科学心理学的排斥是由于,一些人不愿看到科学进入到长期以来由不容置疑的权威或“常识”统治的领域里。历史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人们拒绝使用科学,而更喜欢利用哲学沉思、神学谕告或世俗智慧去解释现实世界。每一门科学都会经历一个受到阻碍的阶段。与伽利略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拒绝透过他的新望远镜观察天空,因为“木星存在卫星”颠覆了他们的哲学和神学信仰。

科学通过可重复性来实现其公共可检验性的理念。一项发现如果想在科学界获得公认,就必须以一种能够让其他科学家尝试相同实验并获得相同结果的方式呈现给科学团体。当这一切都完成,我们就可以说,这一发现是可重复的。科学家利用可重复性来定义公共知识。可重复性保证了特定发现并不是由于个别调查者的错误或偏差而产生的。简而言之,一项发现如果想要被科学团体所接受,它必须能够被原始调查者以外的其他人所重复。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固有的行为模型,这些模型影响我们的交往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事实上,一些社会、人格和认知心理学家正在探究这些内隐的心理学理论的本质。我们很少会清晰并有逻辑地表达我们的理论。相反,我们通常只有在特意关注它们或者发现它们受到某种挑战时,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其实,我们个人的行为模型并不像真正的理论那样具有内部一致性,相反,当我们觉得需要对行为作出解释时,往往搬出一箩筐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真理、说教及谚语。这些关于行为的常识存在一个问题,它们之中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也是不可证伪的(证伪原则是下一章的主题)

人们爱用一些民间谙语来解释行为事件,即使之前在解释同一类型的事件时曾用过与之完全矛盾的谤语。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听到或说过“三思而后行”——若不是我依稀记得之前有人告诫说“该出手时就出手”,我还会觉得这是个有用的、直接的行为建议呢。“小别胜新婚”明确预测了一种对于事件的情绪反应,但“眼不见,心不烦”不也同样如此吗?如果“欲速则不达”,为什么又说“时不我待”?既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为什么又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如果我认为“行走江湖,安全第一”,为什么也相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异性相吸”,为什么又“物以类聚”?我劝许多学生“今日事今日毕”,但我希望没跟我刚刚指导过的那个学生说过这番话,因为我刚还跟他说“要顺其自然”。

这类谤语和俗话构成了对行为的固有“解释”,人们爱用它们,就是因为它们难以驳倒。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拿一条出来解释一番。难怪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判断他人行为和人格的高手。天底下发生的事我们都能解释。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接受实证检验后,许多关于行为的普遍文化信念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举个例子,“工作经验对于高中生是有价值的”是一个普遍信念。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认为,青少年边打工边上学是一件好事,因为:(1)他们能赚钱,支付自己未来的学费及家庭开销;(2)他们能建立“职业道德”,使得他们在将来能够成为更具责任感的员工;(3)他们会对我们的经济体系产生更大的尊重;(4)由于已经融人了经济体系,他们会成为更有动力的学生。

发展心理学家们就打工对中学生行为、态度及学业成绩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Sternberg,Brown, & Dornbusch, 1996)。他们发现,基本上我们所有关于青少年打工的文化信念都是错误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打工所赚的钱中,只有极少量用于帮助家庭开支或继续学习。绝大多数收入花在了炫富或满足电视广告制造出的“需求”上。上学打工会对学生的教育及教育体验造成损害。最有趣的是,工作经验使青少年更加玩世不恭,不尊重工作及其在经济体系中的价值。在一项研究中,打工的青少年比不打工的青少年更可能赞同“疯子才会玩命工作”和“天下没有哪家公司会关心员工”等目论(Greenberg & Sternberg, 1986)。最后,在回顾了这方面的研究之后,研究者得出结论:“打工似乎有可能引发而不是阻止了某些形式的不正当行为”(p.6)。看来,我们炮制了大量有关青少年打工价值的文化神话。“塑造品格”、“培养金钱观念”这类说辞都是虚假的。这类陈词滥调其实属于民间传说,是人类学家在欠发达国家从事研究时所感兴趣的——这些传说使我们感觉良好,也使当前文化习俗变得合理,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莱文和奥唐奈(Levin & O' Donnell,2000)指出,有些人反对某些心理学研究,只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领域是“不必去知道的”。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某学校的董事会给予家长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他们的孩子在K-2不同年龄混合班学习,另一种是在按年龄分的常规班中学习。教师提出对这两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建议,但此建议被校董事会否决,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一旦研究发现某种方法更有效,家长会迫使他们完全改用那种类型的教学。就像莱文和奥唐奈(2000)说的那样,“学校董事会压根儿不想知道!”(p.66)。因此,我们应当意识到,心理学研究往往受到诋毁,不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研究结果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科学方法绝非是指一套生硬的规则,而是指一些非常普遍的原则。最重要的三点是:(1)科学采用系统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2)它以可公开验证的知识为研究对象;(3)它研究实证可解的问题,并产生可检验的理论